傅军“不把鸡蛋搁在一个篮子里的”的多元化战略，曾一度招致很多诟病。然而，在金融危机下，新华联的多元化战略优势得到了显现，这让傅军颇感欣慰。傅军的经历，是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经历的一个缩影：官员下海，研读政治，重朋友义气，擅整合人脉资源……傅军的成功史也许会就此成为孤本，因为再难有他所经历的那个历史背景和历史机会。

　　欧博·(中国)官方网站集团董事长傅军的办公室，乍一看，还以为走进了某个官员或者将军的办公室。宽大的办公桌后是一尊毛泽东铜像，左侧是曾国藩的坐像，墙上挂着写有“领军从容”四个大字的牌匾。

　　傅军当过官，后来下海，现在也还有点“官”味，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三十多年来，这个来自湖南醴陵的小个子，一直游刃于官场与商海之间，左右逢源。

仕途正旺却下海

　　傅军出生在湖南醴陵农村，父亲是当地村党支部书记。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参加村里的会议。农村的会多是忙完农活后在夜里开，傅军就常和父亲提着马灯在湖南乡间的山路上奔走，去听大人们“议政”，而从小就“列席”村委会的经历也为傅军之后的人生下了一个注脚。

　　高中毕业后，傅军即回乡参加工作。不久，“一个公安特派员调走，我马上就补了上去。”正是借着这个机会，18岁的傅军走上了“仕途”，并开始“坐着直升飞机升官”。

　　21岁，傅军便当上了浦口公社党委副书记；23岁，担任茶山岭公社党委书记，之后又调到醴陵市担任经委副主任；26岁，他又升任醴陵市外贸局局长、党组书记；30岁，傅军被调到省城长沙，担任湖南省工艺品进出口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至今回忆起来，傅军还很自豪。“现在30岁的处级干部也并不多见，而那个时候就更难了。不瞒你说，我在政界的16年还是一帆风顺的。”

　　傅军在政治上可谓平步青云，他也立志要在政坛发展。“我过去当官的欲望还是比较强烈的，目标也是想能做一个像样的官，光宗耀祖。干公社副书记的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能当上公社党委书记；当公社党委书记的时候就想当上县委书记。刚结婚的时候，我还给老婆半开玩笑地说，我以后一定要有一台专车，那时只有司局级以上干部才有专车。人生不过百年，一定要干出一些事来。”

　　33岁时，傅军已被湖南省委列为“第三梯队”的重点培养对象。傅军自己也认为，“我搞政治也是能搞的，因为政治这个东西我觉得我还是懂的。”但很快，懂政治的傅军却选择了告别政治，“下海”了。

　　傅军为什么在仕途正顺的时候选择离开？

　　“为什么我在1990年有一个大的拐弯呢？”傅军说，“随着自己逐步成熟，思考的问题也越来越多。”他究竟在思考什么呢？

　　傅军下海是在1990年，比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还要早一年多。而在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后，全国开展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和平演变”的运动，许多人惶恐不安。傅军说，“那个时候我没有参与这些，但也在思考问题。我们湖南人还是喜欢思考这些的。”也许，他也在思考四川人牟其中和湖南人杨小凯年轻时思考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后来，这两个人一个成了企业家，一个成了经济学家。

　　同时，另一件事情也触动了傅军。1990年，湖南省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傅军担任省委社教工作队副队长，去革命老区浏阳搞社教。“这次对我的思想是又一轮的冲击。”因为那里的农民太穷，“革了这么多年命，为什么还没有把落后的帽子甩掉？单凭口头说教有什么用？”

　　同时，政治上的沉闷也让年轻激情的傅军难以忍受。“搞政治的话，你更多的是要服从组织安排，那么就是整天开会、开会，有时一个月大概要开半个月的会，而且有些会根本就不解决问题。这样搞政治，我觉得可能会把一个人的青春、精力浪费了。”“还有一个就是搞政治要去平衡各个方面的关系，差不多要花50%的精力去做这个事情。”

　　“我是想中国要强盛”，虽然“从政也可以，也能做出一点事来”，但政治已让傅军厌倦，那做什么才能让中国更快地强盛起来？

　　“发展不是靠做表面文章，根本不是这样的。中国要强盛还是得靠经济的强盛，而经济的强盛要靠企业的强盛。企业的强盛靠什么？那就是要靠人。中国不缺做官的，缺的是真正能打造优秀企业的人。中华民族的复兴就需要更多有能力的人投身企业，去直接创造财富，报效国家。真正优秀的人才、有识之士都应该去干企业，去彰显自身价值。”

　　于是，傅军决定下海经商。但是，“从商反对的人多，从政支持你的人多。”

　　关键时刻，两个人的支持极为重要，一个是当时省里的一位老领导，另一个就是傅军的夫人吴向明，她拿出积攒下的1000美元钱给傅军作为经商的本钱。从此，傅军远走马来西亚，凭借自己当初做外贸局局长和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积累的关系和经验，开始在马来西亚和内地之间做贸易，将湖南的乳猪、乳鸽、莲子等土特产品卖往马来西亚，再把马来西亚的橡胶、木材等销往国内。

　　人在他乡，本钱微薄，要做生意何其艰难。下海不久，傅军获悉湖南一家人造板厂需要大量的表背板，而马来西亚正好木材丰富，有许多表背板生产厂家，这桩生意似乎是为傅军量身定做。他很快就和国内厂家签订了合同。但是，傅军回到马来西亚寻找生产商时才发现，当地厂家并不愿意卖表背板，因为只要把表背板压成三合板，再卖到中国就能赚取更高利润。他们并不愿让别人赚钱又培养竞争对手。可是，合同已经签了，傅军只得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寻找货源，因为表背板的生产商多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傅军常常得坐两个小时的飞机，再坐四个小时的吉普车进山，而且原始森林中到处是毒蛇毒蚊出没。“那个地方，蚊子大得出奇，咬起人来很可怕。”最终，他找到了密林深处的台湾长荣木业公司，在第三次登门时，终于买到了表背板。

　　吃了苦中苦，傅军终于在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中淘得人生的第一桶金，并很快发展起来。

　　1992年，改革“春风”吹遍华夏大地。傅军回到中国，开始在北海、长沙等地投资房地产，并在1994年控股了老家的一个陶瓷厂。而新华联历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则是之后的两个年份，1996年和2004年。

　　1996年，傅军主要是做加法，大力扩张。新华联投资东岳化工，进入化工领域；合资长丰汽车，生产猎豹越野车；同时，和五粮液合作，代理“川酒王”，为之后贴牌生产“金六福”打下基础，新华联进入了为其带来滚滚财源的酒业。

　　2004年则是做乘法，旗下公司纷纷上市。2003年底，收购实力中国，“新华联国际”实现“借壳上市”； 6月，新华联参股的长丰汽车在A股上市；8月，新华联斥资1.54亿元收购通化葡萄酒29.07%的股权，控股另一家上市公司；10月，新华联作为第二大股东的皇城集团也在马来西亚二板上市； 2007年12月，新华联控股的东岳集团又成功登陆香港主板市场。

　　现在，傅军掌控的新华联已经成为涵盖矿业、化工、房地产、陶瓷、城市管道燃气、酒业、金融投资等多个产业的大型企业集团，旗下拥有全资、控股、参股企业60余家，其中拥有控股、参股上市公司5家，员工3万余人，年销售超过150亿元，并且连续四年跻身中国企业500强和中国民营企业100强的行列。自此，“新华联系”已经基本成型。

 “我不是‘关系资本家’”

　　能年纪轻轻便在政坛平步青云，傅军自信自己是“懂政治的”。“什么叫政治？政治就是团结更多的人去实现你的目标。”这显然也是傅军在政商两界均取得不俗成绩的原因。

　　创业之初，一些朋友给傅军提供了很多帮助，以至傅军说，“新华联最大的财富不是资产，而是一批实实在在的朋友。”傅军也如孟尝君一般，好交朋识友。据他介绍，“在马来西亚创业之初，我赚的钱一半都用于接待来自中国的客商。想干大事，光靠自己是不行的，必须广交朋友。”

　　傅军为何能在商界结识如此多的朋友？他认为是自己的诚信。

　　刚下海做贸易时，傅军决定把价格便宜的湘莲运到马来西亚去卖，并和经销商签订了合同。但湖南当年发生水灾，莲子价格飞涨，傅军若履行合同至少要亏八九万，这对创业之初的他来说，不是个小数目。但是，傅军还是履行了合同。“弄砸一笔买卖，就会失去一个朋友。不讲信义，没有朋友，我今后还怎么在生意场上立足？”为此，那个马来西亚经销商和傅军成了好朋友，逢人便夸傅军讲诚信。

　　1991年，傅军又与江苏镇江一家纸厂签订了2000吨木浆贸易合同。虽然行情突变，他还是按期交货，并为此亏了5.8万多美元。不过，傅军又交上了一位好朋友，以至这位朋友后来还帮了他大忙。

　　90年代中期，傅军在长沙建造华联大厦，因合作伙伴违约，新华联面临灭顶之灾，正是这些朋友伸手帮了他。曾帮助傅军创业的马来西亚华商曾钦泉再次给了他700万元；另一位朋友也出面借给他1000万元…… 

　　傅军自己总结说，他能渡过难关很大程度上在于认识了很多朋友。 “做生意就是做人，做生意就是交朋友。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

　　能交上这么多的朋友，与傅军豪爽的性格也不无关系。他自称是个喜欢“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性情中人。据说，对于喝酒应酬，傅军从来都不耍手脚，有时下属想帮傅军代口酒他都很生气。“喝假酒就是对朋友不真诚。我宁愿伤身体，也不愿伤朋友！”傅军笑称，“现在公司变成了优良资产，而我却变成了不良资产。”

　　傅军交友甚广，不少政府官员下海后也进入新华联工作。不过，一些人也因不能适应企业而离开了。傅军坦言，“最难的是观念的转变，有的不适应，后来离开去做别的或者回政府了。”

　　尽管如此，新华联现在的董事中还有一些前政府官员，比如集团党委书记杨云华，就曾任醴陵市政研室主任、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处长；集团副总裁冯建军，曾担任过湖南省工商银行的副处长；还有集团董事舒世平，曾任长沙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集团董事曾敏，曾任湘潭市建材冶金局副局长……

　　之所以用这些官员，傅军认为，“政府官员里面有不少非常优秀的人才，也有一些适合搞企业，所以我吸纳他们进来做管理人员。”而且，“企业一定要有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在中国这种一个法治还有待完善的社会，行政部门配置资源的能力非常强，我不理政府是不行的。何况良好的关系也是生产力。你只有跟政府、银行、客户等都保持和谐的关系，企业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此外，傅军认为这还与中国的文化有关。在中国做事，有些时候是讲义气、讲朋友，而不是讲制度。“中国似乎有一种潜规则，是朋友的事都好办，不是朋友的事都难办。中国民营企业的成长是靠自己争取来的，你要主动去沟通、去交流。如果你有更多的朋友，路子可能会很宽，做起事来也可能比较顺。”

　　与政府保持关系有多重要，做过官员的傅军对此很清楚。“政治跟经济是分不开的，在中国你不能不讲政治。一个企业的发展要跟国家的发展战略结合起来，要跟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结合起来。你想办的事，如果与国家产业政策相符，与地方的发展方针相符，事情就好办了。因此，我觉得我们民营企业家不能就做一个纯粹的商人，既要懂经商，又要懂政治。”

　　傅军当初能从北海房地产泡沫中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也是因为当地政府帮了忙。“广西电信局要在北海建设一个培训中心，朋友帮我联系，我就把这个没有完成的四星酒店卖给他们了。”此外，投资华联陶瓷，是当地领导撮合；投资东岳化工，也是在当地挂职的朋友介绍的；而与长丰汽车的合资也与湖南省领导的介绍和支持不无关系；后来收购邵阳酒厂，也源于当地领导力荐。

　　为此，很多人认为傅军与胡雪岩相似，甚至有媒体戏称傅军是“关系资本家”。对此，傅军很不满意。“这个题目很俗气，我不是关系资本家，我很不赞同那个作者的观点。”同样，傅军也不认为自己利用了这些政府关系，“坦率跟你们说，我们还真没有找人家批什么条子来为我们解决一件事。”　　

傅委员提议“中国要造航母”

　　傅军对于自己的政治才能颇为自信。“我在政府部门工作16年，政界的东西基本上是了解的。”从商之后，他的政治才能同样得到了体现和承认。傅军先后获得了一系列的头衔——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政协委员、湖南省工商联副会长……就在不久前，傅军还当选为北京湖南企业商会会长。

　　近年来，政府开始给予那些富起来的新阶层更多认可，并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参政议政的机会。傅军正好是一个代表，他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这两个职务虽不是官职，更多是荣誉称号，但毕竟还是有些“官”味，傅军也很珍视这两个头衔。

　　对于全国工商联主席，傅军认为不仅仅是个荣誉职务，也是一种责任、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政治舞台能很好地向政府反映情况，争取权益。”此外，“还可交更多的朋友，掌握更多的信息。”

　　在全国工商联，傅军同样颇有人缘。因为懂政治，他还被大家选为全国工商联参政议政委员会主任。“大家说我在政府部门工作这么久，比较熟悉这些，我也接受了这个职务。”

　　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傅军虽然知道这个职务也会耗费不少精力，但也乐此不疲。“因为中央也希望了解最基层的事情，我们作为企业一线的政协委员，有责任反映社情民意，反映基层的实际。”

　　今年两会期间，傅军一口气提了四个提案，包括大力发展村镇银行、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政府要规避对企业的多重清查。而他的另一个提案，则是提议“国家要大力建设强大的海军”。尽管傅军自嘲是“不务正业”，但仍以为，“我这个提案还是很有分量的”。

　　傅军认为，为了我国未来海洋资源的利用、商业利益的保护、国土的保卫，国家要大力发展海军，“包括航空母舰，我专门提这个。”“你看明朝郑和下西洋，那气魄！你说我们钓鱼岛，老在这个问题上受小国家欺负，这不开玩笑吗？现在中国的GDP已达到30万亿元了，是时候考虑这个了，再不考虑就是国家不想成大事。我们要吸取甲午战争的教训。”对此，我们虽然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傅军爱国的情怀还是值得肯定的。

　　尽管现在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当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但傅军对于政治还是保持了理智。“企业家不能不关心政治，但更多的精力还是要放在自身企业的经营上。把企业做强做大，这也是企业家最大的政治。”

　　记者曾采访过另一位中国的商界名人。因为企业办得不错，他被选为当地的总商会会长，并因此担任了该地政协副主席。这位企业家甚至向当地政府表示，愿意把企业捐献给国家，专心当政协副主席，不过当地政府并没有认同。相比而言，傅军对自己的企业家身份更为自信，对自己的位置认识也比较清醒。